众所周知，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发展曾出现过多种体裁，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，并各自在属于自己的时代绽放出灿若群星的光芒。比如先秦时期以议论，论述文为主的百家争鸣，巫乡楚河流畔的以屈原宋玉为首的楚辞文化，汉朝司马相如洋洋洒洒的《上林赋》掀起了汉赋的大门，或短小精悍，或文词浩繁，三国两晋时期吹响了魏晋文学的号角，全新的五言诗上继鸟语稻香的《诗经》，下携带着三国之时的浩荡之气被曹操发扬得淋漓尽致，南北朝时期外族的侵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“天苍苍，野茫茫”的草原的气息，并于隋唐发展为文化史上极为璀璨的唐诗文化，而后宋朝的柳永李清照苏轼扩宽了更为广阔的词，元朝的散曲家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化，而到了明清，章回体小说与传奇的形式则成为了主角，并为现代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那么由以上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中可以看出，中国的文学发展，往往是从一种体裁发展为另一种体裁，并各具特色，很难分出高下。同时，在某一朝代发展到鼎盛的文学，后世往往日渐衰颓，难有超出前人的作品出现。而往往取得成就的都是那些不拘于以往的文学形式，独取蹊径的做法。也就是与时俱进。
苏轼以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”的豁达之风打破了柳永的狭隘词风，扩展了词的境界，促进了文学的发展，以至于宋词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座丰碑。试想他如果传颂经典，不断重复过往已不符合现实的文学形式，他还能取得那样的成就吗？显然答案是否定的，文学的发展，文化的发展，需要新鲜的血液，需要创新，需要与时俱进！
反过来看看传颂经典的典型 儒学 古往今来，自孔子周游列国，广收子弟以后，儒学就已经在世界上发出了他自己的声音。就流派而言，儒学分董仲舒的汉儒以及后世宋明时期发展起来的宋儒，到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，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儒学运动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学的发展可谓是起起伏伏，最早孔子所开创的君子之说是最经典的，最实用的本源，然而到了汉代董仲舒作为一代儒学大师，他传颂经典却已经篡改了儒学的许多内容，加入了君权神授，以及三统之说，本身已不是儒学原本的面孔。宋明时期的朱熹代表的宋明理学定出四书五经，传颂经典，并加上了自己的注解，为后世的八股取士提供了范本，对中国走向近现代的衰落与愚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由此可见，名义上传颂经典的董仲舒本身已不是传颂经典，而是在与时俱进，为了符合汉武帝的至高君权需要，做出了君权神授的理论，适应了时代，从而儒学之风大开。
宋明时期的理学，传颂儒家经典，却在错误的时期用错误的方式传颂了错误的内容，致使中国在本应该创新发展，走向资本主义，工业时代的时期加强了儒家的思想控制致使政府黑暗腐败，外族入侵，而后导致了1840以后中国以极其落后的面容对世界开放，并遭受了无尽的苦痛。不可否认的是，这样的传颂经典对此是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的。 而倘若当时的人们更重视与时俱进，那么他们会看到明清的手工作坊已经发展了起来，商业已经繁荣昌盛，过往农业时代的儒学已经不再适用，人们将会关注到黄宗羲，顾炎武的有关资本发展的全新认识，那么我们中国的历史会不会走向一个全新的路程呢？
再看看与时俱进的典型，新文化运动，他反对传统的观点，崇尚西方的自由与民主，虽然有些偏激，但何尝不是一种进步？在思想上的全新洗礼，在政治上演变为了百日维新，辛亥革命，工农革命，诸位，试想一下，倘若当时的人们依旧更注重传颂经典，死守儒学文化，那么，今日的中国，将变为怎样？对于是否存在，我都打一个大大的问号。
著名文学家余秋雨曾说过，“”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，就在于他宽广的胸怀与不断创新的勇气。”历史上取得辉煌成就的文化很多，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化，恒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，北美洲的印第安文明，可是看看现在，他们中许多古文明都已消逝，玛雅文明甚至只遗留下了一些遗迹，而看看不断创新不断前进的长江黄河流域的中华文化，至今仍然熠熠生辉。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，本源的形态已经很难探寻了，但是他与时俱进的体量致使整个西欧，乃至英格兰岛，美洲，都发源于小小的爱琴海，整个欧美的文化从本质上来看是一致的。而这种广泛的传播，正是由于与时俱进，不断创新，演化，从而产生了现在这样千奇百态的文化形态，从而也使这样的文明，长久的存在了下去。
从文明的角度，显然，只有与时俱进，不断创新的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永垂不朽，而不是传颂经典，泥古不化。 经典只是基础，创新才是目的。究竟是基础更重要，还是目的更重要？我觉得 方向比努力更重要。
所以我选择与时俱进。